面厂的朱其昂、朱其召兄弟，捐了候补道；其他如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叶澄衷、杨宗濂、彭汝宗等人，也无不如此。据对1863-1885年间开设的32个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身份的不完全统计，其中候补道2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候补同知、候补通判4人，候补郎中1人。（注：根据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彭泽益《中国手工业史资料》两书有关部分统计。）又如1885-1894年间开办的民族资本企业的55个创办人、主持人中，有布政使衔的2人，候补道、候选道5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6人，其他佐贰杂职7人。（注：根据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彭泽益《中国手工业史资料》两书有关部分统计。）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企业经办人中捐官的人数，比中法战争前有了明显增加。
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主持人捐官的人数比先前更多。1895-1900年间新开办的64个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中，有卿、寺、布政使衔的5人，候补道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佐贰杂职28人。（注：根据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彭泽益《中国手工业史资料》两书有关部分统计。）
此外，还可以从某一个工业部门创办人的捐官情况来加以说明。在1878年（光绪四年）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间，全国创办的10个民族毛纺织业创办人、主持人中，有候补道3人，员外郎1人，候补知县1人，捐官的人数几乎占了全部创办人、主持人的一半。（注：根据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彭泽益《中国手工业史资料》两书有关部分统计。）其他纺织、缫丝、火柴业等部门也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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