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孙兆雄则指出：咸丰、同治年间广开捐例，捐员“视民生之休戚，地方之理乱，漠然不动于心，而日朘月削，惟一己之囊橐是肥，吏治之坏，半由于此”。他还把捐纳病国害民之弊归纳为五个方面：

绾符可买，夷袒官吏，轻量朝廷，……名器滥，有损圣朝体制，害国体也；惟知剥民，竭民之脂膏，敛民之货财，侵挪吞用以饱私囊，害民生也；市侩无赖，目不识丁，或胸无点墨，一旦出膺道府州县、民社，于民事政事懵然无知，惟赖胥吏幕友舞文弄墨，肆行无忌，而政事不可问，害政事也；造成正途及保举人员拥挤，豪杰未免灰心，有志者竟不得舒展其志，官不安于未秩，士不安于读书，开侥幸之风，害人才也；纨袴子弟，不学无术，一旦捐纳得官，朝犹白丁，暮已列于仕版，俨然握印，律例不悉，民事不知，害官方也。（注：《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二二，第362页。）

由于捐纳制度弊病甚多，所以从一开始就遭到一些地主阶级官僚士大夫的反对。鸦片战争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从清朝在反侵略战争一败再败中，看到中国*制度落后于西方，强烈要求厘革封建*，停止捐纳制度。他们指出：“捐纳十羊九牧，官多民少，最为无策”（注：《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二二，第357页。）。“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注：《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二二，第357页。）。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还针对捐纳停止后清政府财政困难这一点，提出“富国不在捐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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