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捐员中，有些还是晚清著名人物。他们中有抵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定海三总兵之一的王锡朋，王氏在嘉庆时中武举，后纳赀捐升游击，官至总兵，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在定海同英军作战时壮烈牺牲。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北洋舰队“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进入福州船政局前，也曾纳赀捐游击职衔，后积功升至总兵。他们中还有资产阶级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同治初年以举人纳赀为刑部员外郎。他们中有不少是著名的洋务派官僚，如张荫桓、盛宣怀等，甚至有像徐锡麟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反封建志士，等等。有人说：若“捐纳不行，则其人何以表现？矧与其奔竞权门，夤缘窃爵，孰若输资国帑得随明扬，此捐纳之实情也。”（注：郑观应：《捐纳》，《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二二，“吏政上”，第355页。）

历史是辩证的。考察清代捐纳制度的全过程，它对晚清社会的*、经济、洋务新政所起的促进作用远不及它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捐员之自拔于寻常者千百中之二三而已，其足以坏国家之大体、为圣德之深累者实无穷也。”（注：郑观应：《捐纳》，《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卷二二，“吏政上”，第357页。）冯桂芬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近十数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而度支益蹙；度支益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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