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勇节制权在督抚，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勇营多由督抚奏请招募，督抚往往先挑选统领，由统领营哨各官自行挑选募兵，因而“一气呼应，易于效命”[3]（卷319）。二是粮饷由督抚自筹。其中淮军由李鸿章于同治七年《会筹分别遣留各军折》中奏准由江苏、山东、湖北、四川、浙江等省厘金、海关收入项下协拨解决[4]（卷14）。其余各省则主要来自厘金捐输。遇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时，则奏请他省协济，或截留海关洋税。由于选将选兵权和粮饷权均在督抚，所以防勇成为由督抚统领的各省地方武装。

其次，防勇虽承担了国防和地方弹压的重要职责，但又具有随募随撤，人数极不固定的特点。虽然各省募勇时都延续湘淮军的营制，但在实际上则又极不统一。如山东防勇，同治二年按蔡使丁宝桢募楚勇来东，营制为步队正勇五百十一名，马队马勇二百五十名。光绪十年巡抚陈士杰整顿防营，将广武军楚勇定为每营正勇五百名，松字营楚勇四百名，新建马队泰靖营则每营壮勇百七十名。光绪十二年巡抚张曜嵩武军驻东，定每营正勇三百三十六名。每营勇丁数额减少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饷项不足，光绪三年丁宝桢在一份奏折中就称：“因节省饷需，暂将各军每营裁减二百人，留三百人，遇事仍行增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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