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些机构合并、撤销，留下的军事后勤机构，或称善后局，或称军需局。综理起来其职能主要有：支应粮饷、造办销册、制造军装*、修理器械、采办硝磺军米等[12](p910)。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勇营在国防中的作用日渐突出，随着一些省的勇营装备新式武器，又出现了一些新机构。如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宗羲任两江总督，为办理防务，特于江宁省城设立筹防总局，以布政使和候补道员总理其事[25]（卷108）。光绪年间，江苏省防勇操用火器械，专设防营支应局购解备拨水陆各营洋枪[12](p2256)李鸿章办理北洋海防，更是分设练饷、支应、军械、机器制造、电报、船坞工程等局[4]（卷67），形成专业的后勤供应体系。
勇营的兴起，致使兵权移于各省，这是清廷所担心的。因此，清廷在不得不依靠勇营的同时，也试图通过相应的整顿与改造收回兵权。其主要办法就是改勇为兵。早在咸丰十一年，就有上谕令统兵大臣以勇丁补兵额。同治二年，又有人奏请改勇为兵，分隶营伍。但因军事未平，除河南挑壮勇一千人归人营标训练外，其余各省均未实行。及至同治年勇营留防之制确定后，“改勇为兵”之议又重起。同治七年兵部主事李扬华奏请各省查点勇营数目，汰绿营之疲卒，补以勇丁之健壮，上谕令各省妥筹办理。十二年，侍郎徐桐又条陈安危大计，请易勇为兵。但遭到两江总督李宗羲的反对，他强调兵勇二者不同，不能轻言裁撤。此后除岑毓英先后在贵州（光绪五年）、云南（光绪十二年）以勇丁补额兵外，其余省份多未实行[15]（卷324）。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大员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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