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兵募勇”之说。同治十三年，两江总督沈葆桢提出请每省选知兵大将能劳苦者一二人，练勇二万，少则万人，分为两军，一驻省会，一驻冲要屯扎大营，专练洋枪洋炮，以备征调[25]（卷101）。同年，丁日昌在《海防条议》中也奏请各省“改兵为勇，就原有之饷，选新练之兵”[25]（卷101）。在绿营日益孱弱的情况下，清廷不得不令各省“以壮健练勇易之”[18](p3932)，但方法不是募新勇以取代绿营，而是从绿营中选精壮以勇营之法练之。这样，各省又陆续编练练军，形成了防勇、练军、绿营并存的局面。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朝廷上下都认识到练兵的重要。当时的舆论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学习西方兵制，改用洋操训练新军；二是实行征兵制度，裁改旧兵，建立常备、预备等兵，统一军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清廷下诏令各省将原有制兵防勇，限于本年内裁去十之二三[12](p4695)。同时又令各省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12](p4719)。对于如何整顿，当时政务处提出了一个原则性意见，即“按省分大小，酌定营数。军分三等，常备军优给饷项，扼要屯练。续备、巡警两军，饷数差减，分扎操巡。除步炮马队外，如工程重辎医药等队，均当详慎筹备，遵旨改习。新械旧器，不得搀杂并用。将弁尤须考究械学战法，粗通文字，略知测算，旧有官弁，择令人学堂肄业，浮惰固执者立子参革。”[24](p168)
命令下达后，各省行动并不迅速，所以光绪二十八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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