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年爆发了川楚白莲教农民起义，清政府调集八旗、绿营兵前往镇压，战无不败，后来，依靠了罗思举等统率的随征乡勇——俗称“官勇”，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攻打白莲教农民军时，“官勇”受八旗、绿营将领指挥，冲锋在先，“绿营兵次之”，八旗兵居后，“战胜则后队弁兵又攘以为功，而冲锋陷降之乡勇反不得与，是以保奏皆满兵居多，绿营兵间有之，而乡勇见章奏者百无一二”(魏源：《圣武记·川湖陕清寇记四》，卷九。)。就经济待遇而论，八旗最优，绿营次之，“官勇”最差，饷银不足果腹。白莲教农民起义失败后，随征“官勇”因*、经济待遇不公平，铤而走险，倒转矛头，杀向昨日的主子。清政府照例绞杀了他们的反抗。1805年嘉庆帝下诏说：招集乡勇，“一时虽资其力，而此辈易集难散，终非善策”(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一》卷二百二，考9497页。)。可见嘉庆帝对乡勇忌讳之甚。

　　曾国藩长期在京师为官，对清政府忌讳乡勇，*气候之寒暖，摸得非常清楚。1853年1月，他利用太平军攻克武昌、咸丰帝惊慌失措的时机，以湖南团练大臣帮办的身份，向朝廷上《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曾国藩《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第46页。)，他说：“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他深知嘉庆初年镇压白莲教起义农民时的随征“官勇”，粮饷由公家供给，作战时归八旗、绿营将领指挥，送死有份，功赏毫无。因之，他对“官勇”二字讳莫如深。他要练的兵，“非比嘉庆川楚之役，官给练费，不尽取之民也。臣此次拟访求各州县公正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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