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达户部。凡诸政务，会督抚议行”(关于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的职权，请参考赵尔巽：《清史稿·职官志三》。)。可见布政使除接受督抚的领导外，尚须接受吏部、户部的领导，这种双重领导关系，使布政使对督抚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督抚也不能把布政使当作一般的属员看待。同样，按察使除接受督抚的领导外，尚须接受刑部的指导。一省的财政实权在布政使手中，清朝规定布政使掌握一省的钱谷，必须报明户部。“一省所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不得专擅”(曾国藩：《江西牙厘请照旧经收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第634—636页，世界书局。)。这是清朝中央控制地方财政的重要措施。清政府以上这些措施，其目的在使总督、巡抚与布政使、按察使互相制约，防止外重内轻，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
对于防止地方势力的崛起，咸丰帝的警惕性是非常高的。1854年春，曾国藩驱使湘军攻陷武昌，为清朝打了前所未有的胜仗。咸丰帝得到曾国藩攻占武昌的捷报后，不禁“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公对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本来已经任命曾国藩为湖北省巡抚，由于受到军机大臣的进谗，咸丰帝迅速收回成命，曾国藩因此“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薛福成：《书宰相有学无识》，《庸庵全集·庸庵续编》卷下。)。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乘胜席卷苏、常，东南大局震摇，咸丰帝不得不任命湘军班头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节制江南军务。1861年冬，李秀成对浙江的攻势凌厉无比，北京政变后的西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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