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议政王奕䜣，以曾国藩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事，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受节制。可见清政府既害怕曾国藩的坐大，又存在不得不把军政大权交给曾国藩的苦衷。
曾国藩走马上任后，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首先改变苏、浙、皖、赣四省的人事布局，从1861到1862年，他先保荐湘系将领李续宜、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分别为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省巡抚，四省布政使、按察使基本上由各巡抚保荐其部将充任，如浙江巡抚左宗棠保荐其带兵近万的部将蒋益澧担任浙江布政使，保荐另一个部将刘典担任按察使。四省巡抚奉总督的命令如军令，同样地，布政使、按察使也奉巡抚的命令如军令，原先总督与巡抚之间、督抚与布政使、按察使之间的制约关系，一笔勾销。1862、1863年，江西巡抚沈宝桢停拨江西漕折、牙厘税等给湘军粮台，曾国藩起而力争，在《江西牙厘请照旧经收折》中，甚至板起总督的面孔教训沈葆桢说：我是总督，“又绾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我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税者，一一分提济用，亦不为过”。在这里，曾国藩视巡抚为属吏，暴露了他军阀的嘴脸。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发动西征、北伐，战火烧遍长江、黄河流域，各省督抚忙于征兵集饷，将应解户部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曾国藩：《江西牙厘请照旧经收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第635页，世界书局版。)。户部与布政使的关系日益疏远。各省督抚控制了各省财政收入，即是清政府中央丧失了对各省财政的控制。地方督抚拥有兵权、财权、政权，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离心力很大的强大的地方势力。清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对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如1861年曾国藩奉命节制四省军事后，大学士彭蕴章颇不以为然，“条议时事颇备，不自上疏，诣军机大臣请代陈之。其大旨谓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所以撤楚军，削曾公权者三致意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