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以书信劝谕，使之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卫之乐，而不复以捐资为苦，庶几有团练之实效，而无扰累之弊”。训练出来的弁勇，不仅能剿捕“土匪”，且能防守省城。清政府接到这个奏折时，太平军已从武昌打向南京。值此太平军战无不胜，东南大局危殆，补救无方之际，曾国藩提出“以练兵为要务”，特别是当清朝库帑空虚财，居然练兵不要公家一分钱，正投咸丰帝之所好。咸丰帝被太平军打得慌不择路，竟违背了招募乡勇“终非善策”的祖训，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示：“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钦此。”从此曾国藩争取到了筹建湘军，向各州县索勒经费的权利。
曾国藩深知于经制兵之外筹组军队，难免犯忌，所以，他在招募乡勇时，始终小心翼翼，谨慎从事，打出正在攻打太平军的江忠源的旗号，扬言他受江忠源的嘱托，招募乡勇，训练成军后，将发交江忠源作“澄清扫荡天下之具”(曾国藩：《与湘潭绅士公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等27—28页。)。又说，我招募的乡勇训练成军后，退亦足以“备潇湘上游不时剿捕之用”。1853年9月，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克九江。10月，续克汉口、汉阳，武昌危迫。曾国藩部湘军骨干王鑫，在长沙扩招乡勇三千，准备赴援武昌。后来，西征军退屯黄州，武昌形势缓解。这时，曾国藩正在衡州组建湘军陆师，强迫王鑫将所部三千压缩为一千名。他指责王鑫说：早先你与我约定，所部弁勇“饷需不必支之藩库，器械不必取之省局，……盖以为此吾辈私兴之义举，非省垣应办之官事也”。现在你部却“一切取之于官，此则局势与前议大变，止可谓之官勇，不得复谓之义师也”(曾国藩：《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第40—42页。)。这就道破了曾国藩要组织的不是“官勇”，而是由他个人绝对控制、掌握指挥大权的“曾家军”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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