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格勒门得十一世对此也不肯示弱，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重申他的命令不可改变，要求在华传教士必须服从，违者将受到严惩。康熙五十九年(1720)，教皇又派另一名主教嘉乐(Carolus Mezzabarba)作为特使来华。重新宣布教皇的命令，严令所有在华传教士必须按其指令行事。鉴于教皇一再派人来华强令传教士改变传教方式，康熙帝毅然采取强硬的政策，规定传教士如按中国的章法行事，遵守中国法律者方可领票留下，否则便把他们驱逐出境。他对嘉乐说：“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及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且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着依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33康熙帝还对他说：“凡今年来明年去之人，不得在内地居住。近日，自西洋所来者甚杂，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为行道，难以分辨是非。如今尔来之际，若不定一规矩，惟恐后来惹出是非，也觉得教化王处有关系，只得将定例先明白晓谕，命后来人谨守法度，不能少违方好。以后，自西洋来者，再不回去的人许他内地居住。若近(今)年来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许住。此等人譬如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众人何不恨之，况且多事。更有做生意钻买卖等人，益不可留住。”34此时有一名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德理格(Theodoricus Pedrini)，本来很受康熙帝青睐，在宫内教皇子音乐，但他听从多罗等人指令，拒不按中国礼仪行事，并妄行反对康熙帝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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