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年间，因为捐例广开，加上军功、荫袭、保举，以致社会上“官多如鲫”，出现了大量的冗官冗员。“花翎红顶，几遍城市”。因官缺有限，还形成了庞大的候补队伍。以江苏为例，1874年（同治13年）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知）、通（判）可由外补之缺不过数十人；而此时候补道约有六、七十员，候补府、州、县、同、通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按格而求署事，亦非数十年不能得一年”。文官如此，武官亦如此。江苏有“借款补缺，有以提镇而权千总、把总者”，由于武职候补人员众多，以至一、二品大员无法安置。因补缺无期，一旦署事，犹如饿虎入羊群，其贪得无厌，可想而知。大量的冗官冗员还造成铨选壅滞，严重影响正途出身的官员即补升迁。“正途人员几无到班之日，即补人员不但终身无补缺之望，几无终身差委之期，贫苦穷饿莫能名状，至有追悔不应会试中式者”。

捐例广开，以致捐员成份复杂，造成吏治严重败坏。清政府也承认：“非但仆隶概与出结，以致市侩之徒，皆成暴贵。……并闻有众商伙捐，一人出名赴任，众人随同牢利”。同光年间，随着洋务新政的开办，大批捐员又进入各类洋务企业。大批候补、候选捐员参与洋务新政，这对洋务运动的兴起固然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给洋务企业带来了浓厚的封建性。由于历史条件和自身知识的限制，许多捐员仍用传统办法管理企业，把企业衙门化，使这些企业成效甚微。不少捐员不学无术，对于洋务一窍不通，问其“何者为条约，何者为公法，何国为民主，何国为君主，何国为君民共主，均茫然莫应，又遑问天算机器之精微，国俗民风之同异”。更多的候补、候选捐员把经办洋务当作贪污中饱的利薮，讲究排场，挥霍浪费，安插亲信，挂名支薪。以福州船政局为例，“岁糜数百万帑金，徒供千百万委员开支中饱之用”。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中，蠢币病公，假公肥己，钻营趋避现象尤为严重，捐纳人员的腐败行动不仅为守旧官僚提供了攻击洋务的口实，而且也造成洋务企业的经营腐败，“不但不能兴利，复多亏损，大多数企业最后沦于失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