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自不应呈请改籍，朕亦不忍令其出旗。”于是明确规定：“嗣后文职自同知等官以上，武职自守备等官以上，不必改归民籍”（《清朝文献通考》卷20，《户口考》《八旗户口》《清朝文献通考》卷20，《户口考》《八旗户口》）。对出旗一事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对出旗者要从严掌握。似乎收缩了政策。然而这是明紧实松，因为此谕一出，就等于宣布出旗之事限一年内完成，且下不为例之决定作废。因为在这里未言及的其他人员，根据自愿原则当然可以继续出旗。这也等于宣布出旗为民之事照旧进行。乾隆十二年（1747年），上谕说：“朕观汉军人等，或祖父曾经外任置立房产，或有亲族在外依倚资生，及以手艺潜往直隶及各省居住者，颇自不少。而按之功令，究属违例。伊等潜居于外，于心亦不自安。朕思与其违例潜居，孰若听从其便。亦可各自谋生。”于是又决定，“嗣后八旗汉军人等愿在外省居住者”，“不拘远近任其随便散处”（《清高宗实录》卷294，乾隆十二年七月乙未）。显然这是根据实际情况又一次放宽出旗为民的限制。
十九年（1754年）三月，乾隆帝颁谕称：“八旗奴仆受国家之恩，百有余年，迩来生齿甚繁，不得不为酌量办理。是以经朕降旨，将京城八旗汉军人等，听其散处，愿为民者准其为民。现今遵照办理，至各省驻防汉军人等，并未办及。亦应照此办理，令其各得生计。”至此，又将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范围由京师扩展到各地驻防，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决策已全面铺开。此上谕紧接着又称：“所遗之缺，将京城满洲派往。而京城满洲亦得稍为疏通矣”（《清高宗实录》卷459，乾隆十九年三月丁丑）。同年七月，遂议准福州驻防汉军兵一律出旗。其愿为民者，听其散处为民，“令指定所往省份州县，呈明出旗人籍，子弟与民籍一体应试”。其“仍愿食粮者，分派绿营改补”。而汉军原住房屋，无论官房、自盖，均留给满兵驻扎。乾隆帝又针对军机大臣等“所有京口、杭州、广州各驻防汉军似应照此办理”，并“请令各该总督将军按各处情形，详悉妥议”之奏请，乃颁旨称：“不用将来再看，若要办，从京口起”（《清高宗实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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