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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乾隆十九年七月甲午）。这是令驻防汉军立即出旗，不得迟延。不久，乾隆帝又说，令汉军出旗“正为伊等生计起见”。其出旗后所空之缺额，“即以满洲充补，亦于满洲生计有益，所谓一举而两得也”（《清高宗实录》卷500，乾隆二十年十一月癸酉）。显见这更透露出令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举措，大有丢卒保车，即舍弃汉军保存满洲之真实用意。一声令下，从十九年起，各地驻防汉军出旗为民之举便陆续展开。至四十四年，各地驻防之八旗汉军已几乎全部被命令出旗为民（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84至卷18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28。又见《杭州八旗驻防营志》卷15，《经制志政》、《京口八旗志》卷上，《营制志》）。而乾隆二十三年，议准：“八旗汉军年老疾残不能当差，以及差使平常不堪教养者，俱令为民；其闲散人等无以养赡依靠亲属者，亦令出旗为民；至于领种官地之人，久在各州县种地，业属各州县管束，应即令其就近为民”（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统》）。这是对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硬性规定，凡符合此条件者，一律出旗，在这里已完全取消了自愿原则，没有商量余地。一切年老疾残、庸劣无能及谋生乏术者，皆勒令出旗，由此看来令汉军出旗为民一事大有“甩包袱”的味道。与数十年前上谕中所谓为汉军人等着想，筹长久安全之计的“特恩”，已大相径庭。实际上，清廷同时还有规定，对所谓“旗人渐染恶习，竟有不顾颜面，甘为败类者”，认为乃是一些“寡廉鲜耻，估终之徒，留之有损无益”，且“有玷旗籍”，因此凡属此类“不但汉军当斥令为民，依律遣发，即满洲亦当削其名籍，投畀远方”（《清高宗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丑）。可见出旗为民，又是对八旗中“败类”的一种惩罚手段。所以在*上，从总体来说出旗为民并无光彩可言。
乾隆二十七年，议准：“八旗汉军从龙人员，如直省有可依靠之处，任其随便散处，愿为民者听”（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统》）。从而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