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现象，对此乾隆帝认定这是“侵占旗缺”之犯罪行为，而颁谕禁止并加驱逐。下令凡于限期内自首者，“不必治罪，仍令为民”。如隐瞒不报被查出者，“即从重治罪”（《清高宗实录》卷668，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乙酉）。随即又严申此令，规定凡于限内“匿而不首之人”，查出者“悉发往伊犁”。并严令各旗都统“宜不时悉心严查”，以杜绝此事之发生。此后若有复行入旗者，“一经查出，除将本人从重治罪外，定将该旗都统等一并从重治罪，决不姑贷”（《清高宗实录》卷664，乾隆二十七年六月丁酉）。对这些人简直是弃之如敝屣，留之同赘疣，惟恐清除不净，充分暴露了允许包衣出旗为民的真实用意：为八旗“甩包袱”。当然这还未涉及内府包衣，即上三旗包衣。然而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上三旗包衣汉姓人即内府世仆，在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热潮中，似乎并未与之同步。因为乾隆帝弘历曾颁谕明确地说：“至包衣汉军则皆系内务府世仆，向无出旗为民之例，与八旗汉军又自有别”（《清高宗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丑）。在这里所称的“包衣汉军”，并非八旗汉军，指的乃是包衣佐领，即旗鼓佐领，隶属于八旗满洲的内务府包衣汉姓人，即上三旗包衣汉姓人，他们是直接为皇帝服役者，当然不能脱旗而去。但内府汉姓包衣佐领不是内府汉姓世仆之全部，内府世仆除包衣佐领外，还有如前所述的内务府管领下人、内务府会计司管辖下的庄头旗人，即散处于各庄头服役的屯居旗户丁口，或称屯居旗人。实际上它们在这股出旗为民潮中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而被卷入了这个进程，虽然其时间有所滞后，但最终还是未能幸免，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当然这仍然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决策所致。
道光四年（1824年），道光帝针对直隶总督蒋攸銛奏请革除屯居旗人总催、领催名目一折，谕内阁曰：“向来屯居汉军旗人事件，俱归所隶州县管理，应与民人一律编查，自不得任其区分抗阻。著照所请将总催、领催名目概行革除。并著内务府及八旗满洲、汉军都统，将包衣、外旗王包衣各项庄头屯居旗产丁口，分晰各州县城乡住址，造册移交该督，转发各该管官存贮，以备查核，毋得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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