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国内反抗斗争与清政府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危机。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迅猛发展，不仅沉重打击了清朝在内地的统治基础，而且对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陕甘回民起义是在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起义的直接影响下掀起的，是当时全国反清运动的一部分。1864年陕甘回民起义的战火波及到新疆，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清起义，清朝在新疆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已被推翻。但是，由于新疆地区特定的宗教和民族结构，起义领导权落入了宗教、民族上层之手，使起义的性质迅速复杂化，形成地方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称王称汗，为扩大地盘，相互攻杀，严重破坏了新疆的社会安定，为外部势力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
陕甘回民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彻底镇压回民起义，命令内外蒙古所有十个盟全部出兵“剿回”。受到回民军直接进攻的西部盟旗出兵“剿回”自不必说，相隔数千里的内蒙古东三盟和外蒙古各盟也被迫派出兵马，卷入战争。这是准噶尔平定以来，清政府在全蒙古范围内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战争的破坏和频繁的军事征调严重地影响了蒙古地区的社会生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导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益加剧。回民起义期间，在伊克昭盟地区爆发了旨在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独贵龙”运动；内蒙古东部地区爆发了白凌阿、弥勒僧格等人领导的大规模的反清起义。从此，蒙古地区便进入了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回民军起义和清政府“剿回”战争的硝烟，终于打破了蒙古高原百余年的平静。蒙古地区再也不是清王朝稳定的后方了。
第二，湘淮军的兴起与“满蒙联盟”的逐渐解体。咸、同以后，湘淮军等汉族地方武装集团逐渐成为清朝政府的主要倚重力量，清廷与蒙、藏等藩部上层在清前期建立的密切关系逐渐松弛乃至趋于解体。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支撑清朝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的“满蒙联盟”被满族贵族与汉族军事官僚集团的联合专政所取代。
满族贵族同蒙古贵族之间的联盟关系早在后金时期就开始形成。入关以后，清廷使联姻、封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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