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梁，既添设一镇，亦未必足资备御。”[10]高其倬比毛文铨高一筹，他一面批评石礼哈关于剿抚“生苗”的意见“稍欠妥酌”，他认为黔东南“生苗”地区，“目前固不宜忽略，不思筹防，然亦不宜轻躁，骤言功取。若断其盐货，必致激生变。至捣巢覆穴，策非万全……只宜时时访探情形，密切防范。令作版图之策，且作缓图。”一面又同意添兵设镇，说“从前控制古州八万之责，湖南与贵州分任，今又全归贵州，黎平孤悬东隅，势非添兵设镇，不足以资弹压。”[11]此事只议论一番，并未进行。
次年，鄂尔泰接替高其倬，出任云贵总督，和他的前任不同，行事大胆果断。他到云贵以后，一面大张旗鼓地稿改土归流，一面筹划剿抚“生苗”。他向雍正奏言：黔东南“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有三百余砦，古州居其中，群砦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蟠踞，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12]他的这一主张，和改土归流的奏请一样，马上得到雍正的支持。于是，两件事同时并进。
鄂尔泰处置“生苗”的步骤，基本是按抚一剿—抚这个公式进行的。就是对每个地方，先派人招抚，如不受抚，即发兵征剿，然后乘兵威进行招抚。从雍正四年至九年，经过对长寨、八寨[13]、丹江、九股、清水江、古州等地的用兵，在击败为首的苗砦后，共招抚苗民近四万户，“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14]其中雍正四年长砦之役以后，广顺、定番、镇宁、安顺等地“生苗”，所谓“闻风向化”，到七年，前后共归附苗砦一千二百九十八个，计五千九百七十八户[15]。雍正六年八砦用兵后，共招抚苗砦一百四十五个，计三千余户[16]。同年，镇远知府方显、副将张禹谟，利用土司招抚九股及清水江苗民四千八百九十余户，不下两万人[17]。丹江之役，招抚各砦生苗七千余户。七年清水江之役，清水江南岸受抚生苗共四十余砦，不下万户[18]。里古州约四、五千户[19]。
清王朝统治力量进入这些地方以后，一方面安营设汛，建立军事据点。雍正年间，在黔东南新附苗区共设置九个营，二十九个汛，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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