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被捕后,胤禛先后派副都统海兰及侍郎杭奕禄前往长沙,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进行审问,不久将曾静、张熙“提解来京”。胤禛又根据曾静、张熙口供,命令浙江总督李卫搜查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家,抄出日记等“逆书”:连同“案内人犯,一并拿解赴部”[5]。
曾静在致岳锺琪书中,叙述了允禩、允禟等人的太监、奴仆在流放途中所广泛散播的关于胤禛夺取皇位、谋父、逼母,弑兄、屠弟、镇压“功臣”等“流言”;指责清朝借农民军攻克北京的时机,进军关内,夺取明朝对中国的统治权,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并宣扬“华夷之别”;从他的《知新录》中以及吕留良的日记、诗集、文集中,也查出大量反清言论。胤禛因而在对两案案犯审讯过程中,发出一系列谕旨,公开为自己继承皇位和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进行多方面的辩解,同时宣扬自己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以及清朝统治中国八十几年内的成就。
曾静在长沙和北京受审时,不仅生活上受到破格的优待,承审官杭奕禄等还对他百般
“开导”,最后胤禛竟然还将“朱批岳锤琪奏折谕旨数十件”、“朱批发与各省督抚大吏奏折谕旨数百件”、以及“御批九卿所奏民间重案国典条例”等大量文件,让曾静“跪读”。
在这一情况下,曾静转而多方吹捧胤禛和清朝的统治,并谴责自己的反清活动,痛哭流涕,表示追悔莫及:“翻思向之所知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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