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允禩等人的“罪状”通告全国，并竭力修饰自己的形象，除去为最后摧毁他们作舆论准备外，：显然，还在于通过丑化政敌，美化自己的方式，在对人们的“潜移默化”中，逐步缩小矫诏得位“谤言”的市场和影响。与此相配合，胤禛还销毁了于己不利的大量材料，并在编纂《清圣祖实录》时上下其手，制造康熙末年继承皇位已经非他莫属的假象等等。
总之，随着允禩、允禟集团和年羹尧、隆科多的覆灭，即“谤言”来源的被消除，以及上述各种煞费苦心的安排，胤禛满以为“矫诏得位”说会逐步平息，问题大体可以告一段落了。
因而，当胤禛通过曾静案件，发现过去关于清除“矫诏得位”“谤言”影响的种种措施不但没有产生预期效果，以其夺位为中心的“种种诬谤之语，已流散于极边远塞”，显然会异常震惊。如果考虑到胤禛其人十分重视自己的形象和声誉，力求成为“一代之令主”、“全无缺陷的皇帝”，认为“自古有大志之人，岂有不愿声名美善之理”[12]，强调“我之名节，关乎千古”[13]，那么他的紧张不安会达到怎样一种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他表面上说“上年此事(曾静案)初发之时，朕即坦然于怀，实无丝毫忿怒之意，笑而览之(曾静“逆书”)，可是在岳锤琪关于曾静案件的奏折上却批示、：“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14]。虽然是故作姿态；也多少能说明他当时的慌乱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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