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以来，深知外间逆党甚众，自然散布讹言，惑乱人之心志”。问题在于，他在一系列上谕中，只是针对关于他嗜酒、欺凌兄弟；轻听风闻之言以为黜陟用舍；好抄人家产等“流言”进行辩解，并直接指出这是“阿其那、塞思黑、允礻我、允礻题等同党之小人，心怀私忿，故造狂悖之语，蛊惑人心，扰乱国政”[9]。而对更加“蛊惑人心”的“矫诏得位”的“讹言”，却不敢直接挑明，据理驳斥，只是作出“从来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玄烨传位的“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于朕”[10]等十分虚伪、无力的间接表白；其后虽然逐步增加了所谓允祉等七皇子及隆科多听到玄烨口授的传位遗诏这一内容，却又没有过硬的材料来证明。凡此种种在在表明，胤禛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有着不可告人的难言之隐。 

      自然，胤禛还采取了另一种“止谤”的方式。胤禛即位后不久，就开始对允禩、允禟集团进行指责。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玄烨去世满二十七个月，胤禛在刚刚“释服”之后，立即迫不及待地对允禩、允禟、允礻我、允礻题等政敌发动了日益猛烈的攻击，不断揭露他们的“罪状”。同时反复吹嘘自己的“诫孝”，及即位后的“勤政、爱民”等政绩。雍正四年(1726年)五六月间最后处理这一集团时，胤禛特地召集王公及满汉文武大臣，历数允禩等人的大量“罪状”，以及自己对他们进行处理的不得已的苦衷，最后指出，“伊等历年结成党羽，妄造语言，蛊惑人心久矣。阿其那等种种奸诈恶逆之事，中外及八旗军民人等尚未得遍知……今故将此辈奸恶不忠不孝大罪备悉言明，使中外之人昭然尽晓……汝等谨记此旨，录出奏览后，传与京城内外八旗军民人等一体知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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