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清高宗弘历即位后回顾说：“雍正七年，皇考曾于养心殿连日召见诸王公、文武大臣官员等，面谕以皇考所行所历之事，时朕与和亲王亦预闻焉。其后皇考屡向朕兄弟降旨，欲将自幼阅历之事，俟闲暇时再行详悉告谕，面竟未果。”[15]这反映曾静案件发生后，胤禛甚至不得不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首先清除关于“矫诏得位”指责的影响，反映出他的尴尬处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使胤禛决定不再采取过去的间接辩解方式，而直接针对曾静关于皇位问题的指责，逐条进行辩驳，即使泄露宫廷机密，也在所不惜。因为这种指责直接关系到他的声誉和威信，已经大大损害了他的形象，不利于他的统治。《大义觉迷录》的编纂及其颁发全国各府州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矫诏得位”的“蜚语”已传播到“极边远
塞”这一情况所采取的相应措施。
胤禛当时已是统治一亿以上人口的封建大帝国的君主，已将权力集中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却被迫亲自出面进行自我辩解，而又缺乏有力证据，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助他一臂之力，他在这个问题上竟然处于如此软弱和孤独的地位。清高宗弘历即位后，所以立即收回《大义觉迷录》，定为*，主要由于胤禛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公开辩解也遭到失败，只是露出更多马脚，更加被动，产生相反的效果。这一问题将在下文论述。
历史不能伪造，也无从抹煞，这是胤禛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始终不能摆脱被动地位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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