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逝世于1879年，他在遗嘱里交代“身后如行状、年谱、墓志铭、神道碑之类，切勿举办。”所以，这类资料就无法取得。而他本人留下来的著作也不多，主要有《沈文肃公政书》《船政司空雅集》。这样，这1298件公牍及家书就成为非常珍贵的史料。

（一）研究台湾问题中日关系史的第一手史料。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中外均有文字记载。中文方面最主要的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及王元稚的《甲戌牍钞存》为重要。然而，作为亲临台湾进行部署布防，与日本人折冲樽俎“抚番驱倭”的沈葆桢而言，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书牍。他的对日斗争战略，对原住民采取团结措施，均只能在他给同僚师友的书信里看到。他的《沈文肃公政书》里，给皇帝的奏稿，都只是从日退兵之后开始。所以，《公牍》正好是这段交涉史的罕见的史料，例如他对日斗争的方针，在《致李子和制军》里写道：

“日本若得志于生番，必席胜势，以陵百姓，图据其地，遂开衅端，若挫于生番必借口百姓通番，捕风捉影，横生枝节，衅端也不得不开……此特情状显露，无可游移，似当明饬贝将，如胁我以非理，立即奋勇拒敌，不以开衅罪之……然万难中不得不想出办法，谨以鄙见所见，为我公陈之，一曰固民心，台民习于斗狠，前者西人＠②事，为和议全局起见，不得不委曲弥缝，今情形迥非昔比，似宜明饬镇道，如民间受其荼毒，立须声罪致讨，官民同命，草木皆兵……全台屹若长城矣。一曰聊外交，西人熟于纵衡之术，一国有事，则诸国议其曲直，而伺其胜负，其电报星速，有事必先告之，通商局宜开城布公，力与周旋，台厦探报，宜明示之，以便其消息，且以理之是非，势之利钝，常与晤对，以结其心……一曰豫边防，日本不得志于台，必豕突省厦，省门海口曲折，尚可临事布置，厦门孤悬海外……似宜檄罗军门或孙镇带勇进驻厦门，使商民不致骇散……一曰通消息，中国无电线，不得不藉重轮船。……则消息互通，一日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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