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必不急于争胜，但虑民番有所依附，不至遭其荼毒耳，鄙意陆得淮军，水得铁甲船，方为万全之策。……日下最要者，曰结人心，良民固须保护，即有为倭人利诱者且勿苛求，我军亦借伊可探倭人动静。曰通番情，近敌之地，生番不能不两属，然非本心，宜谅之。曰审地利，虽极扼要之地，内山必有小径。倭破牡丹社即土人道之翻山而下。偶有倭人到营，不妨以礼相待，勿遽声色相加，彼亦无从生衅。”

以往论者，均谓日人退兵，是因为在北京双方谈判中李鸿章妥协的结果。今见此书牍，可以看出，除了北京谈判之外，沈葆桢在台湾一方面与日周旋，另一方面又厚集兵力，以“以战避战”的策略为指导，迫使日军退兵。

（二）为其他资料所未载者。《公牍》关于为他书所未载之资料、未披露之史实甚多，现举数条：

关于沈葆桢对郑成功遭遇之同情，除了《政书》一篇关于奏请建明延平王祠之外，他书均未见，而《政书》对郑成功的评价与《公牍》侧重点完全不同，《公牍》所载三副对联为最重要，这见于（复吴桐云）信：

“录示七律，不愧诗史，焚香端坐，击节数回，如闻大木英灵乘云来下也，客腊提楹联三副，谨录呈以博方家一粲……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世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海上视师，紫阳于五百年前早为后贤筹结局；天南希发，缅甸在八千里外特延闰朔付孤臣；到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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