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间由南洋华侨从爪哇传入闽南，再由厦门传入台湾；一说荷据台湾时期由爪哇直接传入［（２）］。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当然不敢再提禁烟；列强碍于罪恶昭彰的贩卖鸦片毒品生意在国际舆论中的不良声誉，也未便将鸦片贸易公然载入不平等条约。因此，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对鸦片战争的起因－－鸦片贸易竟然只字未提。尽管当时清政府的法令仍视输入鸦片为非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列强的庇护和清政府的默认下，各国鸦片贩子得以在无政府状态下明目张胆地对华运销鸦片，而且无须缴纳任何税费。他们以香港澳门为大本营，对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各海口掀起了比战前更加猖獗的*鸦片活动。“*贸易，特别是鸦片*，却象一棵绿色月桂树般地欣欣向荣起来”［（３）］。西方殖民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终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迫使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允许鸦片以“洋药”的名义纳税进口，而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台湾也开放了安平、淡水两个正口和打狗、鸡笼两个外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下，台湾人民深受鸦片毒害，鸦片长期是台湾各口最大宗的进口商品，也是最重要的*进口货物。１８６４～１８７３年１０年间，鸦片输入量从近１０万斤增长到近３６万斤；１８７４～１８９５年，除个别年份外，鸦片输入量经常在４０余万斤到５０余万斤之间，其中１８８１年高达５８．８万余斤。鸦片税厘收入在台湾财政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１８８１～１８８６年，经常在岁入总额的２０％；１８８７～１８９２年，更高达４９％～５５％［（４）］。
在清政府封建闭关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的同时，德川幕府也遭受了相似的命运。然而，鉴于中国因鸦片战争而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痛教训，日本将严禁输入鸦片的条款写进了１８５８年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明治维新后更严厉禁止吸食鸦片，成功地避免了重蹈中国罹受鸦片灾难的覆辙。甲午战后，清政府割让台湾。日本政府在统治台湾之初，首先必须解决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武装斗争和台湾的鸦片问题，日本朝野对台湾鸦片问题众说纷纭，主要有“断禁论”的“渐禁论”两说［（５）］，分别以加藤尚志的《台湾岛取缔鸦片之议案》和军医总监石黑忠ｄé＠①②的《对于新领地台湾的鸦片贸易意见》为代表。日本政府对此也煞费苦心。台湾总督府认为，“鸦片烟若遽尔禁止输入，即吸烟者为之生病，而输入人商亦招（遭）莫大损失，所以在施禁前几年，要给予犹豫。”在紧接着附录的淡水税关长野村的意见书中，首先列举１８９３年台湾各口鸦片输入量及鸦片税厘在关税中所占的比重：其中淡水（含鸡笼）输入鸦片２０７９００斤，鸦片税厘占该关进口税总额２６１５７３两中的２２８６９０两；安平（含打狗）输入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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