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到贩运、销售，闽南一带与毒品生产与交易的各个环节差不多全部控制在台湾籍民手中。如台湾籍民、公卖局局长林济川恃仗日寇的*威，于１９３９年强迫金门农民扩大罂粟种植面积，竟占金门农地的１／５［（３１）］。“１９４４年，敌人迫使广东和福建沿海的农户每户至少种植一亩鸦片。福建的金门、晋江和广东的南澳受日本毒化政策毒害最深，每县最少有烟地６０００亩”［（３２）］。莲河、石井、水头等地贩毒集团来往于金、厦、汕头沦陷区和同安、晋江、南安沿海地区，与日寇交换毒品，数额巨大，每次恒在千斤以上［（３３）］。晋江石狮一带吗啡的来源，据说是日本人从海上*来的。张林村是晋江等县经销鸦片、吗啡的大本营，而当地提炼吗啡的技术是１９２５年由一姓郑的台湾医生传授开的［（３４）］。在厦台湾籍民还大肆勾结内地国民党军政人员、特务、土匪头子，沆瀣一气地*贩运鸦片等毒品。如王庆云为漳、泉一带鸦片贩子包带包运，被称为“保镖大王”；林身和吴友谅从高崎贩运鸦片至同安泉州一带套取粮食；王昌盛等人更组织“金台成船务公司”，川走漳厦各埠之间，载运鸦片毒品，套取内地粮食等物资资敌，并暗中搜集*、经济、军事情报［（３５）］。
利用鸦片对华南，特别是闽南、潮汕地区进行经济、*渗透，达到“以毒攻毒”、“以毒养军”、“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目的，对台湾总督府这一罪恶阴谋的实现，部分台湾籍民不愧为冲锋陷阵的马前卒，这是日本对华鸦片战争中不容忽视的第三次战役。
注：
（１）二反长半：《战争与日本鸦片史》，昴书房１９７７年版；华永正：“日本军事贩毒内幕”，《广角镜》第２１３期。
（２）（４）（５）（１３）刘明修：《统治台湾与鸦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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