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行中把它置于我最有管理经验的帝国的指导之下。……”《意见》并就在中国各地实施鸦片专卖所得利润及其具体办法作了估算和周密筹划［（２０）］。以鸦片专卖制度作为侵略掠夺、殖民奴役中国的工具的险恶用心跃然纸上。与台澎隔海相望的闽南、潮汕地区自然成为台湾总督府开拓中国毒品市场首先抢占的滩头阵地和桥头堡。而一些台湾籍民则充当了台湾总督府驱使的贩毒先锋。“从北向南－－大连、青岛、上海，在这一连串的鸦片、吗啡*基地的最南端，还有一个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从这里通向内地去的鸦片贩卖路线，则是由具有日本国籍的所谓‘台湾籍民’开发的”［（２１）］。所谓“台湾籍民”者，指“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本岛人，居住在日本本土及台湾以外的海岛，尤以对岸的厦门为中心的中国各地乃至南洋等地者”［（２２）］。厦门、福州、汕头、广州、上海、东北等地均有台湾籍民移住，而以华南为多，厦门尤众。“此等台民以厦门为中心，而散居于泉州、漳州等地。”［（２３）］厦门的台湾籍民大正（１９１１年）以后显著增加：１９１７年为２８００余人，１９２４年增为６０００人，１９２９年达到６８００余人，至１９３７年增为１０２１７人［（２４）］。厦门也因此深受鸦片等毒品的荼毒。
日本驻厦门领事官井上庚二郎于１９２６年任上撰写的《厦门的台湾籍民问题》，其中披露了许多台湾籍民流毒闽南地区的珍贵史料［（２５）］。据井上统计，“该市（厦门）鸦片业者半数为台湾籍民，而依此维生者数逾二千。在厦台湾籍民之四分之一经营鸦片之现状，实不能不令人惊愕，其原因莫非由于该市之特殊状态及治外法权。”在２０世纪初开始的禁烟运动中，各地军阀利用民初以来政局动荡不安的局面，假借禁烟之名成立各种禁烟机构，实际上明查暗纵、明禁暗倡，征收鸦片税捐，大饱私囊，闽南地区也不例外。“我台湾籍民多为新来者且无资力者，难以打入长年久居的普通商业团体与之竞争，但因居于享有治外法权，不必服从支那的税负裁定权的有利地位，故从事于不当职业的鸦片买卖，运用固有的武力与治外法权的庇护，巧妙营生，渐次取得相当的财力。”原来在台湾处于二等公民地位的部分台湾籍民来到大陆后，摇身一变为恃仗日本侵华势力欺压中国人的鹰犬，利用治外法权为非作歹的流氓、恶棍、无赖。因此招致中国人的反感，落得“台湾浪人”、“台湾呆狗”、“台氓”之类的恶名。“目前无赖汉渡航大陆已经很多在对岸给予邻国造成困扰”［（２６）］。“他们公然秘密贩卖支那所严禁的鸦片，开*场，经营所有不当职业”［（２７）］，“厦门、福州等地的台湾人中，十分之九以上恶用了治外法权的保护，无视于对方的国禁，贩卖鸦片、吗啡，开鸦片烟馆，开*场，又时常向中国人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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