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台湾籍民*贩毒、流毒闽南，完全是台湾总督府和日本领事刻意包庇纵容的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不啻为日本军方以台湾为基地，进而向华南和南洋侵略扩张的南进政策的前奏。如厦门日本领事馆豢养的台湾籍民“十八大哥”无恶不作，多数从事*、贩卖毒品的不法勾当［（２９）］。作为在厦门台湾籍民核心团体的台湾公会，“是在领事馆之监督下，掌理有关台湾籍民之部分行政工作，”公会议员的半数由领事官指定。因“台湾公会之议员中，有多数涉及贩毒”，以致“台籍之学生中，有部分咒骂公会议员是鸦片议员，实非夸张”。如曾任厦门市台湾公会会长或议员的施范其、曾厚坤、何兴化、陈宝全、林滚等人均与鸦片贸易有关。曾厚坤在厦门开的“厚祥”、“坤吉”两店除贩卖日货之外，即以鸦片生意为大宗。每次其货船抵厦，日本领事都派日本警察下船为其起卸鸦片打掩护。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４日，厦门市公安局在局口街取缔台湾籍民苏扁开设的烟馆时，巡官郑威竟被殴打致受重伤。又如“鸦片大王”叶清和与台湾籍民陈长福、曾厚坤、林滚等人先后合办专营鸦片、吗啡等毒品的“五丰”、“鹭通”、“裕闽”公司，*鸦片，制造、贩卖海洛因、吗啡等毒品，甚至与台湾“星制药”也有业务往来。１９３８年５月厦门沦陷后设立的公卖局（１９４３年３月改为禁烟局），实际上先后隶属日本海军司令部和兴亚院厦门联络部经济部领导，局长始终由台湾籍民林济川担任，下设“福裕”、“福和”、“福庆”（后改名“福隆”）三家鸦片公司，公开制造鸦片等毒品，配售给台湾籍民和助纣为虐的汉奸顶盘商、二盘商、三盘商。在日伪汉奸、台湾籍民的荼毒下，厦门成了乌烟瘴气的“鸦片世界”［（３０）］。

“台湾籍民因在厦门的鸦片交易上占有重要地位，故由他们深入闽南内地包办征税，毋宁说是理所当然的。”从罂粟的种植、鸦片的制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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