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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据台时期对中国的毒品祸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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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7: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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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督府贩卖鸦片毒品的规模和收入逐年增长。因１９１５年于宏济善堂设立“戒烟部”，仿效台湾总督府的做法，将鸦片输入改成由关东都督府直接经营的专卖制，当年贩卖鸦片的纯收益－－特许费一跃为前一年的１１倍，两年后的１９１７年则超过了５３０万日元［（１０）］。关东军向满洲倾销的毒品不但有鸦片，还有吗啡、金丹、海洛因等精制毒品，大多以奉天为集散地，毒品来源于国际贩毒集团、热河、朝鲜和台湾。吗啡毒性较鸦片为大，而且便于携带运输，又没有气味，难以查获，是最好的*品。禁烟运动兴起后，鸦片因输入量减少而涨价，这就使毒品市场上鸦片代用品吗啡的交易应运而兴。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夺取德国在青岛的租借地。日本驻青岛军政署一开始就是靠贩卖台湾总督府制造的烟膏取得财源的，每年鸦片纯收益都超过３００万日元。青岛成了与大连齐名的*贩卖鸦片、吗啡等毒品的基地。而大连、青岛等毒品*基地的鸦片、吗啡来源，相当大部分就来自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及其控制下的“星制药”［（１１）］。袁世凯的*顾问莫理循对此评论道：“日本是禁止向中国输入吗啡公约的签字国之一。然而再也没有比进口日本吗啡的生意更兴旺的了”［（１２）］。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三次国际鸦片会议上，声名狼籍的英国和日本以“生产的英国”和“秘密贩卖的日本”，被视为鸦片问题上的双恶。会议集中围绕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秘密贩毒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台湾总督府专卖局长加来佐贺太郎作为日本政府的与会代表，以台湾的鸦片专卖制度为“渐禁”的典范进行辩解，骗取各国的默认［（１３）］。面对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的对华贩毒活动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更加变本加厉。有组织的军事贩毒活动，使关东军很快赚足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军费。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军费，几乎全部来自第四课和第二课的贩毒网［（１４）］。伪满洲国成立后，台湾总督府利用鸦片专卖制度有效地榨取和统治台湾民众的经验被全面移植推广到整个满洲。日伪在满洲大力发展鸦片资源，强迫种植罂粟，专卖鸦片，鼓励民众吸食。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曾说，他在满洲的成功只靠三件武器：女人、炸弹和鸦片［（１５）］！关东军经营的毒品事业不仅达到了毒化中国人民的目的，同时也为日本政府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大笔不义之财。特别是关东军司令官兼关东厅长官武藤信义大将贸然发动了一场鸦片战争，一举侵占罂粟重要产地热河，鸦片岁入从１９３２年的近１９４１万元猛增至１９３６年的３７６９万余元［（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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