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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据台时期对中国的毒品祸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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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7: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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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２６０６００斤，鸦片税厘占该关进口税总额３０１６００两中的２８６７８３两。野村进而分析，“若以鸦片为输入禁止品，则淡水、安平两港输入鸦片税总计七十九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元八角七分二厘八毛纯属全无，……所以本岛茶税率及鸦片之处理如何，对于本岛施政经费之税源关系莫大焉。”野村最后建议，“鸦片输入断然禁止之议，或暂时苟维原状而课禁止税两说，以目前情形看，仍采后者为妥当”［（６）］。野村一语道破了“寓禁于征”的天机：日台当局经不住鸦片税厘巨额财政收入的诱惑，暂不禁止鸦片输入台湾。但这显然有悖于明治政府严禁鸦片的既定国策。既要避免“断禁”招致台湾本岛人对日本统治的长期不顺从，又要防止吸食鸦片的恶习蔓延到日本本土，究竟如何实行“渐禁”？结果内务省卫生局长后藤新平提出了《关于台湾岛鸦片制度的意见》和《关于在台湾岛施行鸦片制度的意见书》，并出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打着“渐禁”的旗号在台湾推行鸦片专卖制度，实施“以毒攻毒”（后藤新平语）、统治台湾的鸦片政策。后藤新平认为鸦片政策于治台上最为重要，一有失误，则将胜于战场而败于统治。他以禁烟税的名义将鸦片税抬高３倍，保证将往年相当８０万日元的鸦片税岁入增加到２４０万日元，上缴日本中央政府。鸦片专卖制度规定，原则上禁止吸食鸦片，但经政府指定的医师诊断确有鸦片烟瘾者，允许以“药用”的名义购买吸食官制的烟膏，不许新食；鸦片原料的输入和烟膏的制作统归总督府直接经营；烟膏只限于由警察署选定、特许的经销商，或者经警察保证“身份可靠”并发给特许证的承包商贩卖；持有医生诊断书和当地警察作保、发给特许证者方可购买烟膏。日本政府为此特意发布了两个法令，一是对日本本土进一步实行彻底禁烟政策的《鸦片法》，一是对台湾实行鸦片“渐禁”专卖的《台湾鸦片令》。开始实行对本土断然禁止、对台湾鼓励吸食的两面性鸦片政策。日本据台后，虽然编入台湾户籍的中国人依据《马关条约》的规定已取得了日本国籍，但他们与日本本土国民显然有别，习惯上被称为“本岛人”或“台湾籍民”。让这些二等公民，更确切地说是亡国奴继续受鸦片毒害，本不足惜。因为鸦片既可瓦解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志，又能带来巨额的财政收入，一箭双雕，何乐不为！台湾总督府垄断了从鸦片原料的输入到烟膏的制作、流通乃至消费的整个过程，把鸦片专卖制度建立在警察治安体系上，成功地靠鸦片专卖制度压榨和统治台湾民众。鸦片专卖制度实施４年后的１９０１年，持有吸食鸦片特许证的人数达到１７万，占台湾人口的６．３％。当年鸦片专卖收入４２５万日元，占台湾总督府常年岁入的４２％。鸦片专卖收入使日本中央政府免掉了７个年度的对台湾财政拨款，为准备日俄战争而积极扩军备战的日本财政提供了重要财源［（７）］。台湾总督府一再采取容忍姑息的态度，先后于１９０２、１９０４、１９０８、１９２９年数度补发、新增鸦片“吸食特许证”。虽然特许吸食人数呈逐年减少的趋势，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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