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行政区划建设，确立台湾社会的*统治秩序。台湾本属福建省内的一道，下辖一府四县两厅。行政管理松驰、放任。随着“开山抚番”的进行、清王朝在台统治区域日益扩大，尤其是台湾在海防战略中地位的提高，台湾地区的行政区划也多有调整，１８８６年，刘铭传“奏陈建省设官方案”，１８８７年，台湾建省（８），下设台北、台湾（今台南）、台南（今台东）三府，县厅也同时扩增，并仿行内地，设官分治，建立起覆盖整个台湾地区的*秩序。清王朝势力不再局限于西部海岸平原，*中心也不再限于台南一处，台湾地区开发极不均衡的状况有所缓和，台北、台东*地位上升，带来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经济的繁荣，推进了它们及周边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第三，吏治建设，对台湾社会实行有效统治。这一时期，各任在台官员都极为重视建设吏治，但只有刘铭传卓有成效。他不仅秉承大公至诚精神整饬吏治，更采取“官绅合治”政策，重用地方士绅，奠定台湾社会*秩序的基础。６０年代以后，台湾地区从移垦社会初步转入定居社会，尚武风气减弱，“文治”思想抬头，地方官员多为科举出生，地方士绅也逐步成为社会领导阶层。刘铭传审时度势，重用地方士绅，扩大他们的*参与。“官绅合治”的策略，在台湾初步迈入定居社会的当时，对安定社会，有效推行各项政策起了巨大作用。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中期的台湾地区*近代化的目标是“内地化”。在此之前，台湾尚属移垦社会，在社会结构上，以高度的地缘为聚合，台湾民众分汉番，汉人分漳泉；在民众风气上，推崇强悍健斗；在人口数量上，男多女少，游民众多（９）；这种种特质决定台湾地区的社会秩序的动荡、混乱。经营台湾的各任清王朝官员，主要都是洋务派，他们在这个时期，对西方诸国的*秩序和架构，反对的多，认识的少，向往的更少。因此，他们在几乎空白的台湾地区建立*秩序时，更多地是模仿内地，但是，毕竟已有了东西文明的冲撞，在台湾确立的*秩序虽然是“内地化”的，有封建专制的一面，但却没有内地那样深厚的腐败、没落性。当然，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对于刚刚脱离野蛮的移垦阶段的台湾社会而言，尚属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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