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活动涉及到经济领域的各个部门，包括洋务派人士在大陆忽略的贸易领域和农业部门。虽然存在着急功近利、仓促上马、铺面过宽、财政难以支持等弱点；存在着因人事而兴衰的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毕竟全面改变着台湾的经济面貌：略具规模的近代工矿企业和近代交通运输，具有近代性质；对外贸易的繁荣以及与此相应的新兴行业的出现，显示台湾民众的经济生活开始具备近代意义。这些变化还进一步破除狭隘的地方主义，减少各族群之间的冲突；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买办、豪绅成为新贵（２８）；拓宽了台湾人的视野，激发起台湾民众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向往和追求。台湾近代居民的社会价值观在这样多种力量作用下逐步成熟起来。
１９世纪中叶的台湾，虽然有一批洋务派官员先后来台经营，然而，台湾民众的自身素质更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台湾的社会面貌以及近代化进程。台湾社会面貌的近代化，关键体现在民众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上。这个过程，是在官方文治教化的倡导和“西化”浪潮的交相作用下启动的。
清王朝在台湾施行了多年文治教化，但致力于改变台湾社会面貌和民众素质，却只是在１９世纪中叶以后，才变得卓有成效。其中的原因很多，主要与洋务派官员们全力推行*、经济近代化的政策有密切联系。１９世纪中叶以前，台湾移民多来自大陆的下层社会，文化素质不高，带来台湾的以低层的地方文化为主，缺乏中华文化高层次的内容。官方虽然也在台地推行科举制度，强调“文治”，但是，当时台湾经济落后，又缺乏秩序的*统治结构，台湾移民为了生存下去，更多地选择崇尚武力。他们彼此之间，以地缘相聚合，相互照应，南台湾分闽、粤，漳化分漳、泉，北部分顶下郊（２９）。各地区各族群之间互相仇视，械斗现象常有发生，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３０）的说法，社会动荡此起彼伏。１９世纪中后期，经营台湾的洋务人士一方面通过“开山抚番”、完善行政区划、建设吏治，建立起内地式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扶植通过科举选拔出的士绅阶层，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建构“文治社会”的格局，士绅逐步成为民间的领导阶层，台湾民众也转向对文治的尊从，社会秩序走向稳定。与此同时，洋务派官员推行各项经济近代化措施，保护和支持着台湾地区新确立的社会秩序，经济近代化虽然以“西化”为核心，但是近代工矿、交通业的兴办，让台湾民众感受到给台湾地方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变化，增加对社会新秩序的认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深入，将大多数的台湾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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