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台湾地处“东海之滨”，台湾海峡每年有半年因东北季风不能与大陆通船（注：指木舨船），台湾地区与中央联系极不方便，中央政权赋予台湾地方政府有应付特殊情况的自主权。在这种形势下，１９世纪中叶经营台湾的洋务派诸人（沈、丁、刘等）无论在*上还是经济上可以有比内地更多的作为。这种作为充分体现在台湾经济近代化进程中。

台湾的经济近代化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器械、经营方式，按照近代西方工业社会的模式，逐步兴建了一批近代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并将这种近代性质渗透于贸易部门和农业部门，改变着台湾的经济面貌。这项工作以刘铭传专政时期（１８８３—１８９０年）最为兴旺，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

第一，兴办近代工矿事业。（一）工业。台湾地区兴办近代工业从军工开始。７０年代中，负责台湾防务的沈葆桢为防御日本的侵扰，曾雇佣洋匠在台南设立火药局修理军械。１８８６年刘铭传主政时期，在台北创设台湾机器局，它拥有厂房１１７间，１８８８年扩建，有工人１００名，聘请德国人步特勒为监督，购买外国原料和机器，仿造枪炮子弹，是台湾近代军工企业的典型。（二）矿业。７０年代中，为了向闽、台两地军工企业（主要是福州船政局）提供能源，沈葆桢主持创办台湾最早的煤矿——基隆煤矿，它聘用英国工匠，用新式蒸汽机凿井采煤，是中国第一座西法开采的矿场。刘铭传主政时，曾采取让商人张学熙承办的方法，后又改为官商合办，大量任用洋员，仍然未能挽回已转入败况的基隆煤矿，１８９３年该矿停废。它的经历是台湾近代工矿企业的缩影。这一时期，兴办的新式工矿企业数量不多，主要是官办，集中在军工成为军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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