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的兴旺，还带来了台湾地区经济生活的变化。早期买办制度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西方列强先后在台湾开办有几十家洋行，从事各种贸易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２１家（２３）：清王朝在台官员没有能够进行有效抵抗。在洋行贸易中形成了买办阶层，他们一般直接隶属于各大洋行，从洋行取得贷款后交给妈振馆（２４）或“郊”行，或者直接交给茶馆，让这些部门行业去收购茶叶等出口产品，坐收渔利。买办的活动，将更多的台湾民众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出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当中。洋行贸易的盛行，增强西方势力对台湾地区贸易活动的控制，台湾地方政权的贸易收益大大削弱，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地方财政困难重重，不利于台湾官方发展和扩大近代工业的各项事业。

第四，农业领域的近代化措施。台湾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产品是茶、糖等经济作物，然而，从事这些经济作物种植和加工行业，生产技术并没有显著提高，在传统行业的技术改造方面，经济近代化体现得非常有限。只是在商人和生产者之间出现预先借贷资金这一具有近代色彩的借贷关系。农业近代化改革主要表现在１８８６年刘铭传开始实行的“量田清赋”上。此项政策放松对茶、糖农等的课税，有利于扩大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它改变“一田二主”状况，“确定小租户的业主权，承认大租权的存在”，（２５）加强官府对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实行新的田赋政策，增加官府的财税收入。经过此次田赋改革，田赋收入年增加４９万多两（２６），缓解在台清政权的财政压力，为他们推进各项近代事业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因此，田赋改革是台湾经济近代化不可忽略的一环。

１９世纪中后期台湾的经济近代化直接在洋务诸大员的领导下展开。刘铭传所谓“奉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２７）就是他们的心声。他们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