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也相当程度激发了台湾社会的变革和台湾近代居民社会价值观的形成。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西方近代文明随着传教士的大量涌入和海外贸易的兴盛，在台湾迅速传播开来。传入台湾的西方宗教主要是天主教（集中在台南等地）、新教（主要是长志会派，集中在北部）。尽管台湾民众在宗教观念上更趋向于保存和发展中华本土的传统，信奉他们更熟悉的东方神灵，但并不排斥他们对西方传教士传授的各种新知识的学习和接纳。在７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传教士们创办了各类西式学校，主要有台南中学、台湾女子学校等，在传播福音的同时，输入一些西方近代科学。传教士巴克莱还创办了台湾第一家印刷所，用白话出版台湾最早的期刊《府城教会报》（３１），因此，虽然传教士在台湾传教的成绩并不佳，入教人员只有几千名，但借传教士输入的近代西方文明无疑给台湾人文明进化产生巨大影响。而在台清政权官方的倡导，更使得西方近代文明能够得以广泛传播和接受。刘铭传主政时期，曾提出“变西法、罢科举、兴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３２）的主张，并于１８８７年在台北大稻埕设置“西学堂”，讲授英、法语、数、理、测绘等课目。虽然，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官方，他们开办的西式学校招生人数都不多，但办西校、讲西学、倡西法，本身就给台湾民众以强烈的导向作用。在与西方诸国的通商贸易中，台湾居民所具有的移垦性和重商观念得到发展。台湾本是移垦社会，早期来台的大陆移民多是为追求财富，“唯利是趋”的重商观念是台湾移民价值观的精髓，在台湾独特的地理条件下得到强化。台湾社会一反内地贱商传统，重商风气很浓，商人与士大夫同样被认同为社会的领导阶层，商人的同业组织“郊”更是社会稳定的主导力量。清政权承认这种特殊状况，在科学制度中特为商人设有“郊籍”（３３）。１９世纪中后期，台湾社会所有的重商观念迅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文明结合起来。民众因利益的驱动而卷入世界性商品竞争的大潮，积极拓展海外贸易，学习和应用西方先进而有用的新器械、新技术。

台湾民众在官方的文治教化和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借助于自身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活动，开始具有一些初步的近代素质，他们推崇社会的秩序，肯定文治教育的地位，愿意接受并遵循秩序社会的商业规则和商业文明。台湾近代居民的社会价值观逐渐形成。这种价值观有明显的“内地化”与“西化”在台湾本土中融合而成的“台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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