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通过宗教裁判，影响行政、司法及市民的社会生活。耶稣会在澳门教区设有宗教裁判所，其成员是当然的教区法官；该职务通常是在耶稣会传教士当中选任。由于教会对议事会及市民大会有着深刻影响，教区法官便得以透过议员选举，公职的任命或推选等途径，从事行政、民事或刑事等方面的司法。宗教裁判所的存在实际上亦削弱了王室大法官的职能。1710年，狄奥戈总督解散议事会之后，召集市民大会推选空缺的法官，但选定的人却陆续站到了圣·保禄学院的耶稣会神甫一边，法官的职务仍然空着。1711年，王室大法官托马斯因执行职责逮捕了宗教裁判所的雇员，便被教皇特使铎罗下令扣押和送往果阿。1727年，热苏斯修士对国王使臣唐·亚历山大平息该年的司法界冲突有如下记述：国王使臣说他们不懂什么法律，不受法律的约束，只是凭意愿和按贿赂行事，歪曲法律，为所欲为（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113～114页。）。耶稣会的宗教裁判所设有监狱。1754年，葡印总督向议事会征求搬迁该监狱的意见，但遭到拒绝；直到1777年该监狱才由耶稣会转移给议事会管辖。宗教裁判所的意见对主教及议事会的决定常常起着重要影响。1758年，该所主判官佩雷拉神甫提议，在当年举行的主佑葡萄牙国王免遭地震之灾的圣像游行中，不准中国人参加，议事会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该项提议。
3.与葡印总督保持松散的行政联系，以利提高教会在澳门的影响力。传教士要在澳门半岛上牢固树立教会组织的权威，必然面对如何处理与罗马教廷、葡印总督及中国朝廷之间的权利关系问题。澳门教区在教会组织的隶属关系上，以及为了宗教传播的最高目的，不可避免得以教皇作为权力轴心。但他们作为葡萄牙的传教士，以及为了达到通过议事会对澳门半岛自治管理的目的，又必须妥善对待与葡印总督的关系。葡印总督作为葡萄牙国王的代表，是东印度葡萄牙殖民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因此，传教士一直力求澳门教区与葡印总督之间，保持既不完全脱离，也不过分密切的松散关系，以便为提高和稳定教会神权的地位创造条件。澳门教区成立前，在浪白澳传教的神甫与果阿教会学院保持着直接联系（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13页。）。1573年，教皇开始派遣视察及指导东印度各教区的巡视主教。1583年，第一任巡视主教范礼安神甫（1606年在澳门去世）在果阿设立主教府。此后，历届巡视神甫都由果阿派出，果阿实际上成为教皇管辖东印度各教区的教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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