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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1846年以前葡萄牙管理澳门的历史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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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7: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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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对“中国礼仪”问题的论战，削弱对立教派和世俗权力，巩固教会组织在澳门的地位。“中国礼仪”问题是当时澳门教会在不敢得罪中国朝廷，又必须维护其教权地位及文化控制的产物。问题的焦点是传教士如何看待中国教徒祭祖，以及在澳门及中国遵守中国朝廷的觐见礼仪和其它有关传教士活动的规定。随着中国教徒人数增加，以及传教士进入中国受到限制，“中国礼仪”问题愈来愈受到传教士关注，不同的教派对祭祖各持己见，对祭祖在基督教皈依者生活中的地位亦众说纷纭，并且在1700年向康熙皇帝求得有关“中国礼仪”是礼节性的和*性的解释。处事谨慎的耶稣会传教士最初对“中国礼仪”的辩论有所提防，不想介入与中国朝廷*及其社会息息相关的宗法礼教的明显对立。然而，1703～1704年，教皇认可了禁止东印度各教区的教徒继续奉守当地礼仪的命令。不久，澳门教区便在“中国礼仪”奉守与否问题上发生耶稣会与其它教派、主教与总督之间的冲突。耶稣会会士是最早登上澳门半岛的传教士。到十七世纪末，圣·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定会的传教士亦来到了澳门半岛。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对基督教义的理解或解释有一定程度的差别，但耶稣会会士认为自己的是最正统的教派。1705年，教皇派遣觐见康熙皇帝的特使、安蒂奥基亚宗主教铎罗抵达澳门，他此行目的旨在解决耶稣会会士与其他教派传教士之间有关“中国礼仪”的辩论。最早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神甫主张尊重“中国礼仪”，明朝政府规定只向赞同利玛窦神甫观点的传教士发给进入中国的特许证。康熙皇帝对前来觐见的铎罗主教重复了此项规定。但铎罗主教仅以朝廷觐见礼仪的角度片面解释这项规定，并且在1707年禁止中国教徒遵循儒道及祭祀祖先。澳门教区的卡萨尔主教反对这项*，先后关押了支持此项*的多明我会及奥古斯定会的会员，并且革除了与他们有来往教徒的教藉。1711年，卡萨尔主教创立澳门司铎团，认同有条件奉守“中国礼仪”的观点。1719年，教皇又派遣里斯本的卡洛斯神甫觐见康熙皇帝，希望扭转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的僵局，但徒劳而返。不得不于1721年在澳门宣布：允许中国教徒和传教士在奉行教皇命令的前提下遵循“中国礼仪”。1742年，教皇接受了唐·埃乌热尼奥主教的建议，再次对“中国礼仪”提出谴责，并敕令澳门和中国的传教士宣誓服从教廷。随后，澳门的耶稣会传教士及其在中国各个教区的主教，逐步表示了完全服从敕令的态度，这场围绕“中国礼仪”的论战才得以结束。这场论战除有利于巩固教会组织在澳门的地位之外，亦暂时统一了各个教派在澳门和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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