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律和琦善于１８４０年末相继南下到达广东，双方文书往来，就赔款、割地、交还定海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１２月１１日，琦善照会义律，“因通商而转予之以地，无论于理不顺，亦复于情不协，且从未与他国，独能与贵国乎？”［②③］１２日，义律照复：“倘能应允另行开港贸易，本公使大臣当可不再求地。”［②④］琦善在１５日的照会中答应“代为奏恳圣恩，请于广州之外，只能另给码头一处，准令乘舟载货前往，即在舟中与行户互市，仍遵定例，不得上岸居住。”［②⑤］可是，义律出尔反尔，１２月２９日又提出割地要求。义律在照会中说：“惟有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如西洋人（指葡萄牙）在澳门竖旗自治无异。”［②⑥］对此，琦善在１８４１年１月２日的照会中提出质问：“贵公使大臣来文内，声明‘不再求地’，今何以又有予给寄居一所之语？”［②⑦］义律见通过文书交涉无法达到目的，决定诉诸武力［②⑧］，胁迫琦善屈服。

１月７日，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之后，义律立即于第２天提出４项要求。其中第１条就是“应将现归英国占据之沙角地方，仍留英国官员据守，给为贸易寄寓之所。”［②⑨］想以此逼迫琦善就范。果然，琦善立刻作出让步，１１日复照义律，同意代为奏恳，“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③⑩］。义律收到琦善照会，当天即作出答复，提议“以尖沙咀洋面所浜之尖沙咀、红坎即香港等处，代换沙角予给，事尚可行。若除此外别处，则断不能取领。”［③⑩］义律见琦善已经上钩，又得寸进尺，在１４日的照会中，提出“将尖沙咀、香港各等处，让给英国主治，为寄居贸易之所，……则本公使大臣等即于接到来文之时，就日将以沙角、大角二处送还。”［③①］第二天，琦善在复照中指出，尖沙咀与香港，系属两处地方，“止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③②］，而对于“让给英国主治”这一重大新条件，却未予注意。义律据此认定，琦善已经同意割让，当于１６日复照，表示愿意依照来文办理，“一面以香港一岛接收，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一面以定海及此间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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