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2日,光绪帝又向直隶总督李鸿章等沿海地区督抚发出上谕,再一次强调:“琼州、台湾、定海、崇明等处,非通商口岸,尤为彼族所窥伺,彭玉麟、穆图善并该督抚等,倍宜严密防守”〔7〕。
随着战争态势的变化,清廷逐渐认识到台湾是东南沿海防守的首要之区。7月27日,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奕kuāng@③等上奏清廷,明确提出:“法人有谋攻舟山、琼州、台湾之说……台湾久为泰西各国艳羡之地,物产丰富,五金俱备,苟以西法经理之,足敌泰西中大之国。故三者之中,所宜备御者,台为上,琼州、舟山次之”〔8〕。鉴于此, 朝廷一再谕令沿海督抚对台湾实行重点防御。7月31日, 军机处寄福州将军穆图善电旨中指出:“基隆防务紧要,并着刘铭传严密布置。 ”〔9〕8月5日,光绪帝直接给刘铭传发出谕旨说:“法舰久泊闽口,沪议迄未定局,基隆及台北各口防务均极吃重。刘铭传前封煤窑,具见果断。惟须始终坚持,断其接济,庶彼不能久留。炮台一切赶紧豫备。并着将布置情形,设法电报总署奏闻。”〔10〕
在严令沿海督抚加强台湾防务、备战御法的同时,朝廷还屡屡任命重臣奔赴闽台地区,加强军事领导力量。1884年1月1日,清廷命令杨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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