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一再谕令地方督抚拨军援台，对于增强台湾防御、抗击法军侵台活动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地方督抚的主客观原因，拨军援台进展缓慢，加上法国舰队出没于海峡地区，雇船隔海运载兵械难度较大，因此，刘铭传对于大陆的援军，大有“杯水车薪”之感。刘铭传在10月3 日的奏折中说：“八月初二日，大雨飓风之中，上海所雇汇利、万利两船装载江阴刘朝祜勇六百人驶到，赶用剥船接卸百余人，而风势紧急，两船皆避风入海，汇利仍将原勇装回上海，万利仅装五十人，于次日先回。”〔24〕10月5日， 刘铭传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淮勇到台仅六百。法陆兵二千七百人，带机器掘煤，言由沪尾攻城，并募土勇剪发为兵。台北府城危在旦夕。”李鸿章将此电转告总理衙门时，认为“该提督亲军太单，台营多不得力，孤悬海外，无法救援，徒为焦急”〔25〕。
其次，清廷一再严令在越南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加紧进攻法军，旨在牵制攻台法军，以解台湾之围。在“拨军援台”收效不甚理想的情况下，配合台湾战况，清廷开始采用“攻其必救”之策。9月30日， 军机处寄云贵总督岑毓英、潘鼎新电旨，提出：“现在法船尚集闽口，意极叵测，必须滇、粤两军合力进规北圻，以为牵制”〔26〕。10月1日， 刘铭传率守军与法军在基隆激战不支，下令“撤基（隆）援沪（尾）”，次日，法军占踞基隆，台湾战事危急。于是，清廷在4 日再次向岑毓英发出电旨，明确提出实施“攻其必救”之策，电旨称：“昨据李鸿章电称，闽口法船大队南行，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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