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台湾的侵略军，“内虽多故，外仍示强……日练枪炮，且称大兵万余将至，以耸吓居民”[47]。又据8月25日《申报》报道：“日本又经另出一策：先派柳原使臣与都京各官议事，倘有不和，欲于接信之时，即行突下死手，拟出中国意外，攻陷上海之制造局并袭掳湾泊吴淞之大战船”[48]。日本放出这种消息，意在配合日本在北京的谈判，向清政府施加心理上的压力，争取更有利于日本的退兵条件。

这种“消息”，果然对清政府内部妥协派产生了作用。据沈葆桢给李鸿章的信里透露：“晓洋务者咸谓倭兵挫于台湾，其报复必于他处，沿海防不胜防”[49]，产生了悲观畏敌的情绪。罗景山于8月24日抵苏澳时，各省督抚十分不安，“惟恐台地兵到开仗，致防不胜防，劝令坚忍，信函沓来纷至”[50]，“各路劝勿开仗之信，纷至沓来，且有云恐铭军忍不住者”[51]。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上海道沈仲复上“销兵刍言”，竟荒廖地提出“献地”列强以求和平的主张。

在这一妥协思潮影响下，沈拟借洋款购买海防装备的款项从600万两被削减至200万两。沈葆桢深知有人作梗，在《林颖叔方伯》一信札里称：“大府来札以六百万，今忽缩为二百万，必有尼之者”，沈对此十分不满，指出当局的食言，“谕旨在目，当事之言在耳”[52]，竟一改初议。他不得不为“购铁甲船之款，大费唇舌”[53]。结果仍未能如愿。因为清政府认为和议可成，不必多此一举。“盖惑于沪上谎报，谓柳原入都允照三条办结，故以此举为可废，又虑责以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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