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8月间，沈葆桢已看出日本黔驴技穷的窘态，敏锐地觉察到“倭备日增，倭情渐怯”的迹象。他指出“倭营貌为整暇，实有不可终日之势”[55]，“虽勉强支持，决不能久也”[56]。尽管如此，日本仍在使尽狡计，以求一逞。这点，沈葆桢也看得十分清楚：

要之，倭将非不知难思退，而其主因贫成虐，不惜以数千兵民为孤注，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迁就求和，倘入其觳中，必得一步又一进一步。此皆屡试屡验之覆辙。[57]

沈葆桢总结了历史经验及日本所施行的狡猾伎俩，提出了妥协不可取的思想，并对这种思潮加以驳议。他说：“议者以为台地得淮军、得铁甲船则战事起，臣等以为台地得淮军、得铁甲船而后抚局成”。相反，“急欲销兵，转成滋曼”[58]。针对清政府怕战的心理，指出：“臣等之汲汲于备战者，非为台湾一战计，实为海疆全局计。愿国家勿惜目前之巨费，以杜后患于未形。彼见我无隙可乘，自必贴耳而去”[59]。这种以实力为后盾的战略思想的正确性则为20年后甲午战争所证实。沈葆桢已在70年代看出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多次主张要防患于未然，而对购买铁甲，加强海防，终生为之奔走呼号。这点将留待另文再进一步说明。

沈葆桢上述的布防，推行“厚集兵力”的方针，进一步体现了他的战略思想，即以备战求免战，与魏源、左宗棠的能战才能守，能守才能和的战略是一脉相成的。后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里，说明为什么必须在台“厚集兵力”时指出：“不战屈人，询上上之策，但我必有可以屈人之具，而后人不得不为我屈”[60]。这句话，点出了沈葆桢在台湾危机中以实力为基础的战略。而购买铁甲加强海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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