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备战的一系列措施，使日本占领台湾的种种计策宣告破产，证明了他的主张的正确性。70年代初，日本的实力还不可能一口吞下台湾，也不可能轻意与中国全面交战。为了达到占领台湾这一目标，日本制定了一套策略，即《台湾番地征伐要略》，主要内容是：1.外交与武力占领双管齐下，日本“谈判”代表不管军事，侵略军头目不管谈判，“在空言推托，牵延时日之际，就完成其事”，即以“不失和好”的代价，使清政府承认其占领台湾的既成事实。2.“怀柔绥抚土人”[62]，武力屠杀双管齐下。

不管沈葆桢是否确切掌握日本这一侵略阴谋，但他提出的“抚番驱倭”，攻心为上以及设防和开禁的战略思想，却正好击中日本的狡猾计谋，客观上配合了北京的外交谈判。特别是“厚集兵力”的战略措施，对日本侵略者起了极大的威慑作用。8月6日，日本天皇授权大久为全权公使，“向大清国皇帝所任具有同样权力之大臣，转达朕意，并缔结条约或协定”[63]。这固然是由于在台湾侵略兵病亡日多，国际上日益孤立，军费开支日益浩大，同时也由于沈葆桢等大臣在台湾和东南沿海认真备战，打击了日本的侥幸取胜，特别是不战而胜的心理。“倭奴闻淮军之来，颇有怯志”[64]。在台湾的日军侵略头目“闻唐军之至，急欲退兵，日来盼柳原回音甚切”[65]。由于沈葆桢表现出决心一战的态度，倒使日本方面急于从外交谈判中寻求出路。

8月19日，日特使大久保利通路经上海，就感受到中国备战的气氛。北京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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