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仔细考虑，此次奉命任务，实为极不易之重大事件。如果谈判不得终结，就此归朝，则使命不完成，固不待论。而最可忧者，则国内人心，以事情迫切，有战争朝夕可至之势。如人心无法收拾，战端终于不得不开之期，可以立待。若然，不但胜败之数，固然可惧。且我无充分宣战之名义。柳原公使觐见虽遭拒绝，但仅此不足言战。若然，势必至无理开战，届时，不但人民有议论，且将受各外国之诽谤，蒙意外之损害，终而招致损失我独立主权之大祸，亦不能谓其必无。
在此和战两难之际，大久又再次妥协，称“中国碍难之处，已经会意”，放弃了所谓的“兵费”赔款要求，转而提出“至少”白银二百万两的勒索，受到拒绝。10月26日大久“悻悻然作登舟之计”。而总署提出了抚恤费十万两，建筑物补偿费40万两。这个方案很快地被日本接受。
整个谈判过程，日本一直在讨价还价，同时也步步退却。总署不但在领土归属问题上不退让，即在具体“抚恤”数额的确定，是根据总署的意愿而不是日本的要求。这些情况跟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有根本不同。后者完全是根据列强的意愿并在枪口下签订的，清政府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因此，中日《北京专约》是双方妥协并根据清政府意愿签订的一个条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如上所说，日本原先的如意算盘是不战而占领台湾，估计清政府不会出兵台湾。日本这次侵台政策，便是建立在这一错误估计上的。结果与其愿望相反，清政府令沈葆桢加强台湾防务。在这一前提下，沈葆桢以“不战屈人”的战略方针，即“厚集兵力”的措施，以及“坚忍持之”的态度，使日本的全部策略化为乌有。日本这时又无法用武力来达到长期占领台湾之目的，退兵便是其唯一的出路。这一局面的出现，符合了沈葆桢对当时局势的分析，也是他提出的以备战达避战的战略所产生的效应。总之，沈葆桢在台的防务，大大加强了总署与日本谈判的地位。如果总署再坚持下去，逼使日本无条件退兵也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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