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促使李鸿章进京与日本代表谈判。李鸿章这时态度还是积极的，称“事至今日，与日本谈判，已属无用，应迅速决定交战，布告全国”[66]。对于清政府大吏这类言战的消息，大久特别予以高度重视。而“中国方面加速造舰一说（指沈葆桢奏请清政府继续于船政局制造兵船一事──笔者注），特别使我感到紧张”[67]。显然，日本高层官吏也已感到沈葆桢“厚集兵力”的沉重压力。沈葆桢“坚忍持之，必有成议”，逼使日本在与总署谈判中处于十分软弱的地位。
9月14日，大久来总署谈判，重弹“生番不服教化，地非中国所属”的老调，狡谋百出，企图在谈判桌上取得战场上取不到的东西。总署在这次谈判中，态度较为坚定，声称“台番地方，本属中国，不待辩论，久为中外共知”。往返驳论，不欢而散。总署在这场谈判中，与沈葆桢在台湾战场上一样，持“坚忍持之，必有成议”的方针，坐以待劳。果然，拖到10月2日，日本按奈不住，大久照会总署，虽仍“执意狡辩，谓数日如无办法，即欲回国”。却不得不声称：希望寻找“两便办法”，放出了一个妥协信息。总署函告，“真欲求两便办法，自可详细熟商”。果然，日本很快反应，来函商订谈判日期。在谈判中，日使故弄玄虚，要总署提出方案。总署认为“两便”之说出自日本，应由日方先提出，“彼此推迫，至再至三”。至此，日方端出了牌底：“拟将本国兵撤回，由中国自行办理。惟日本国民心、兵心难以压服，必得有名目，方可退兵。该国于此事费尽财力，欲台番偿给，台番无此力量，中国如何令日本兵不致空手而回。”[68]一个侵略者向被侵略者索取兵费，无疑是以战胜者自居。这个原则问题，总署认为，“兵费一层，关系体制，万万无此办法”。总署则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不责日本此举不是，该国兵退之后，由中国自行查办，其被害之人，酌量抚恤”[69]。大久“仍执兵费为辞”，总署“决绝驳之”。其实，日本已无力继续打下去。大久后来在日记里写道[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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