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年(1667年)十一月，施琅上了《边患宜靖疏》，明确提出：郑氏在台湾“恃险负固，虽戢翼敛迹，未敢突犯，而蜂虿有毒，沿边将为不宁。”“为今之计，顺则抚之，逆则剿之。若咨其生聚教训，恐养痈为患。”“以臣愚见，不如乘便进取，以杜后患。”“且数年以来，沿边江、浙、闽、粤多设水陆官兵，布置钱粮，动费倍增，皆为残孽未靖之故。如台湾一平，防兵亦可裁减，地方益广，岁赋可增，民生得宁，边疆永安，诚一时之劳，万世之逸也。”[7]
这篇奏疏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十日奉旨：“渡海进剿台湾逆贼，关系重大，不便遥定。着提督施琅作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便定夺。”[8]
康熙七年四月，施琅再上《尽陈所见疏》，明确指出：“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孽盘踞绝岛，而拆五省边海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倘若不平定台湾，而严迁海之令，不仅“赋税缺减，民困日蹙”，海防所需，钱粮浩繁，“年年协济兵食，何所底止？”而且郑氏在台，“惧罪之弁兵及冒死之穷民以为逋逃之窟，遗害叵测。”更有甚者，倘若郑氏“收拾党类，结连外国，联络土番耕民”[9]，窥伺边场，则更将后患无穷。
因此，他力主平定台湾，提出：“若台湾一平，则边疆宁靖，防兵可减，百姓得享升平，国家获增饷税，沿边文武将吏得安心供职，可无意外罪累。”并表示：“臣蒙皇上逾格擢用，荷恩深重，分应图贼，以尽厥职。每细询各投诚之人及阵获一二贼伙，备悉贼中情形，审度可破之势，故敢具疏密陈。蒙旨宣召微臣进京面奏，谨将台湾剿抚可平机宜，为我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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