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7月2日，第33卷第30号。)。仆役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通常没有星期日(惠瑟黑德：《生活于香港（1856—1859）》，香港大学图书馆藏稿，第21页。)。在船舶修造、码头装卸、建筑营造等实行计件或计日、计时制的部门，工人为求得温饱，常超负荷地工作，其中尤以苦力为最。例如，1887～1890年港英政府修筑山顶别墅，所用全部建筑材料便是由数百名苦力肩挑背负、每天往返数次、由山脚运至高约1200～1600英尺的山顶工地的(《英国议会文件：1882—1899年有关香港事务文件》，第329～330页；《英国议会文件：皇家鸦片委员会文件集》，伦敦1894年出版，第5卷，第144页。)。
住房严重不足，寝不安身，居无定所，是早期香港工人生活贫困化的集中表现，也是困扰华人下层社会的突出问题。
由中国内地初到香港的谋生者，特别是单身男性，一般均无固定住所，只能在临时搭盖的棚寮中栖生(《英国议会文件》，1849年第34卷第512页。)，有的甚至露宿街头(《劳工处处长毕特关于香港劳工和劳动状况的报告》，C．O．131，1939年第107、140页；安德：《香港史》、第252页。)。有房住的居民虽然逐年增多，但居住条件甚少改善。1864年平均每幢房住16．9名华人(梅辉立等：《中日商埠志》，香港1867年出版，第108页。)，1881年为16．6人(《英国议会文件：1882—1899年有关香港事务文件》、第99页。)，1891年为18人(《1891年人口调查报告》，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131，1891年第30号，第376页。)，27年间人均居住面积有减无增，远逊于邻近的广州（每屋不超过9或10人）(《英国议会文件：1882—1899年有关香港事务文件》，第140页。)。在市区，通常只供二、三名欧洲人住的房屋，却要住进三四十名华人(夏耶一贝尔：《印度支那的殖民》，法文英译本、伦敦1894年出版，第83页。)。19世纪70年代，一套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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