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第914～916页。)。1895年工人大罢工后，香港一特别委员会鉴于帮工团体在罢工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建议政府贵令所有社团和俱乐部向政府登记。辛亥革命爆发后，香港华人社团反应强烈，港英当局遂于1911年11月正式制定《社团和俱乐部管理法例》，规定“凡可能被用于与本殖民地的治安与良好秩序不相容的非法目的，或其行动旨在引起中国骚动与混乱”的各种组织，总督有权宣布其为非法(1911年第47号法例，载《香港政府宪报》，1911年11月17日，第479～488页。)。这种扼杀职工正当活动的高压政策，是使香港职工团体不能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
香港工人身受港英殖民统治的压迫与岐视，又受中、西雇主的剥削，生活艰难，怀有改善处境的迫切愿望与强烈要求。罢工，是他们开展斗争的最主要方式。据统计，从1844～1895年，重要的罢工共有10次，即1844年10月反对港英当局变相征收人头税的罢工(英国外交部档案，F．O．233／185，1844年中文档，第29号文件；诺顿凯希：《香港法律与法院史》，第1卷、第66～68页。)，同年11月码头艇夫罢工(梅辉立等：《中日商埠志》，第62页。)，1858年反对英法联军侵华的罢工(英国外交部档案，F．O．228／285，《巴夏礼致额尔金函》、1858年6月6日。)，1862年艇夫罢工(莱特：《商埠志》，第189页；欧德理：《欧西于中土：从初期到1882年的香港历史》，香港1895年出版，第369页。)，L1863年10月轿夫罢工(《德臣西报》、1863年10月8日；欧德理：《欧西于中土》，第369页。)，1872年8月5000名搬运工人罢工(《北华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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