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罢工有几个显著特点：（一）反对港英当局的殖民统治。港英当局既是西方殖民者的*代表，又是香港最大的雇主(香港市政工程如筑路、建房、劈山、填海等用工，均为政府所雇；医院、公用事业、市区清洁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是港府的直接雇员。)，集民族压迫者与阶级压迫者于一身，对华人“取之务尽锱铢，算之几无遗纤悉”，“艇子舆夫负贩佣竖，无不岁给以牌，月征其课”(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第179页。)，加重了工人的负担与苦难。大多数罢工便是由港英政府实施岐视性法规，强征小艇、轿子、人力车、苦力馆牌照税引起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当局取消或放宽对华工就业、住宿等方面的限制，减免牌照税，保障工作和生活权利。因此，反对资本剥削的罢工又成为反抗殖民统治的武器。
（二）罢工缺乏坚强统一的领导。码头搬运工、艇夫、轿夫、人力车夫和其他苦力工人即非熟练劳动者是历次罢工的先锋与主力，他们加入的行会与三合会，是大部分罢工的策动者与组织者。各行会不相统属，罢工时互不支持；即使是同一行业的罢工，也因帮派的隔阂，不能一致行动。由于香港劳资关系复杂，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有些罢工实际上被行东或包工头（他们在反对民族压迫方面与工人有共同利益）用作实现其自身目的的手段。这表明当时香港工人尚未形成独立自主和成熟的阶级力量。1884年有产业工人参加的反法大罢工，首次打破行业界限，出现了类似同盟罢工的局面，标志着罢工工人阶级觉醒的开始。
（三）*性罢工与内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关系密切，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性质。1858、1884年两次反侵略*性罢工，是在中国爱国军民反侵略行动的直接推动下爆发的，并且直接间接受广州官府的影响，足见香港职工与内地人民面临共同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根本利益完全一致；近代香港职工运动实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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