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政府对各种华人职工团体，实行严格的监督与控制。1825年英国的社团组合法认定，工人为确定工资、物价和工时而联合是合法的，但使用暴力、恐吓、威胁、骚扰和设置障碍者将受到惩处。这项法令及其判例法是香港早期法律的组成部分(英格兰与里尔合著：《香港的劳资关系与法律》，第121页；参看张天开：《各国劳资关系制度》、台北1980年出版，第73页。)。1857年7月，港英政府宣布：“根据英国法律，所有手艺人或技工均可随意按其乐于接受的报酬做工，限制此类自由的所有联合组织均属非法。据此，凡干涉上述自由者，不论何人，一经发现，将由政府起诉”(《香港政府宪报》、1857年7月11日、第3卷第106号。)。于是，一些裁缝、鞋匠和制衣工人的集会，被宣告有罪(诺顿一凯希：《香港法律与法院史》第1卷，香港1898年出版，第436～437页。)。上述法令虽有反对行会束缚、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扫清道路的性质，但香港工人的任何联合从此都可被指认为“共谋限制贸易”、“约束自由竞争”而受指控。 

事实上，港英当局限制华人职工的结社自由，并非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诚如后来港府劳工处长毕特所说，主要是“为了控制其*活动”(《劳工处长毕特关于香港劳工和劳动状况的报告》，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131，1939年第116页。)。例如，1884年10月香港工人反法大罢工后，港英当局接受教训，于1887年4月制定当年第8号法例，规定任何团体如“其宗旨与本殖民地的治安与良好秩序不相容者”，均属非法，一律予以取缔(利奇编：《香港立法局法例汇编（1844—1890》，第2卷，香港1892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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