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10月6日；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129／237，第20～21页。)。19世纪70年代置身其境的王韬曾有如下记载：“华民所居者率多小如窝舍，密若蜂房。计一椽之赁，月必费十余金，故一屋中多者常至七八家，少亦二三家，同居异羹。寻丈之地，而一家男妇老稚，眠食盥浴，咸聚处其中，有若蚕之在茧，蠖之蛰穴，非复人类所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8页。)。民居窘促，尽见笔底。这与洋商、富贾的花园别墅、画栋雕梁，不啻两个世界。
由于人烟稠密，室内光照不足，通风不畅，没有起码的卫生设备，加以缺乏排水系统，垃圾山积，华人聚居区成了“疫病的温床”(《英国议会文件：1882—1899年有关香港事务文件》，第64页。)。社会各界多次呼吁港府改善华人居住及卫生条件，英国特派皇家工程师柴维克在1881年实地调查后也认为，“提供和采用合理的卫生设施，是政府的责任”(《英国议会文件：1882—1899年有关香港事务文件》，第155页。)。但港英当局借口财政拮据，不愿大量投资，反要户主自行负责(莱特：《商埠志》、第157页。)。结果，疫病在太平山华人区连年肆虐，夺去了大批华人生命。据统计，1894～1900年间因患鼠疫年死亡千人以上者5次（年），累计7267人(《英国议会文件：1882—1899年有关香港事务文件》，第441、480页；《英国议会文件》，1900年第54卷第512页；1901年第45卷第366页。)；1902～1922年因鼠疫年死亡人数在570人以上者8次（年），累计10072人(《香港殖民地历史和统计摘要（1841—1930）》，1932年香港第3版，统计资料篇，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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